当今的国人主要是儒家头脑。

所谓生者，乃一气之暂聚 （第七篇）。②不但indefinite而无方，而且齐、夷。

赵建永留意到：汤用彤首次用英文Wei-Tsin Metaphysics翻译魏晋玄学，并用欧洲语言将魏晋玄学介绍到西方。至此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汤用彤在魏晋玄学研究中融入杨朱及《杨朱篇》，是因为在他看来，杨朱及理论从张湛贵无玄学的框架里，也代表着一种玄学式达生与解脱的人生态度。具体而言，汤用彤从几个关键词上将张湛及其编撰的《列子》各篇思想，与儒佛道，通过一种玄学的解读方式关联起来。命在宇宙中，必有之变化，所以命者，必然之期（第六篇）。[32]《汤用彤全集》第4卷，第117—152页。

从其学术历程来看，杨朱问题可能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 汤用彤回避直接谈杨朱的问题，与学界历来对张湛编撰的《列子》中的七、杨朱有许多争论有关[24]。（参见《汤用彤全集》第4卷，第162页。宰相有权能割地，孤臣无力可回天，当时丘逢甲这诗句，很感人，更可见其心思就是一个中国。

至于他建构的形而上学本体论，我认为跟我的老师牟先生是不太一样的，牟先生基本上是两层存有论，熊十力是体用合一论，我则从中开发创构了存有三态论。我父亲那一代，也就是日据时代，有皇民化运动，不准讲汉语，称日本话为国语，但晚上回家，村落里有私塾，便找他们教三字经，教千字文。大陆儒学应该配合整个国家社会的进程，而有一恰当的发展。回到熊十力，开发宇宙造化生生之原。

甲午战争，日本打败了满清，台湾被割让给日本，台湾人不愿意，所以谋求独立，但独立不是独立于清政府之外，而是独立于日本政府之外，当时台湾成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合众国，国号就叫永清，这可见他是不愿意独立于清政府之外的。我认为，当代新儒学若以我的老师牟先生为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话，它也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发展与转折。

帝皇专制，父权高压，男性中心，伴随着儒学发展的两千年。在大时代的动乱里，接触到这些老师，非常感念他们的长育之恩，没有他们，我们不一定接触到这些东西，或者接触没那么深，那样切。我认为儒家与道家本来就是同源而互补的，我很重视道家，牟先生基本上还是认定儒家为主，道家为辅的，道家做了作用性的保存的功夫。《学刊》：相对于他的弟子们，林先生如何看待熊十力先生本身的独特价值？ 林：熊十力整个学问的脉络分两个，一个属于形而上学的脉络，以《新唯识论》为主，另一个便是经学的脉络，从《读经示要》，到后来的《原儒》，基本上是很完整地继承了春秋公羊学的传统，并且进一步有发展，当然也想到了中国从1949后的变化，还是想让儒家的东西和社会主义有一些结合的地方。

读《论语》，生活的韵味与情味、内在的思考、反思能力会慢慢长出来，读《孟子》，养其浩然之气，孟子对于心灵内在的主体动能，有很深入的体会，这与《中庸》《易传》相合，这些可说是最基本的。如果克服了以利为中心，也不以个人为中心，以人伦为重，懂得归返自然，整个就会缓和很多，和谐社会的重新缔造，这才是真正可能的。这时候人伦的建立是必要的，恰当的人伦建立可以缓和个体性的高涨，个人中心主义的高涨，缓和资本主义以利为主导的方式。《学刊》：牟宗三先生曾说儒学的发展将来会在大陆，林先生如何看待大陆儒学的状况与前途？ 林：经过一百年的跌宕起伏，遇到很多顿挫，大家都在找寻真正的路，港澳台及马来西亚华人继续维系着这个传统，当时唐君毅先生有个说法，叫做中华民族花果飘零，好像失根的兰花，但他也说我们必须灵根自植，但说到自植，必须有个母土，有个真正更宽广更深厚的土壤来生长，大陆有十三亿人口，我认为，儒学在大陆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这个趋向其实已经很明显了，与大陆师友来往二三十年来，眼见大陆伴随着改革开放，自然而然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方向，叫回复整个中华文化传统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康庄大道，老水还潮，回到母土重新生根，重新发荣滋长。

各个地方有各种做法，不会只是单个方向的，我们在批判传统的时候，会把传统简单化，比如有人说礼教吃人，可是仔细想想，吃人的礼教就不是礼教，礼教怎么可以吃人呢？礼教是用来安顿人的身心的，礼与天地同节，乐与天地同和，礼乐教化使人有分寸、有节度，可以和合同一，居然变得会吃人，这还叫礼教吗？在这里要分辨，要条理，条理以后，该批判的要批判，但是批判的不是儒家本身，是伴随着历史发展而出现的那样的儒家，不是儒家本身就一定会那样，需要区别。牟先生很显然与宋明理学家不同，宋明理学家辟佛老，认为佛老是不好的，儒才好，到了牟先生，基本上是三教有一个基本的分判，儒家作主流，道家作支流，佛教是外来的。

总的来说，那个年代比较重视，但相对来说，还是民间做得比较好，台湾很清楚自己是汉族文化的区域，是华夏文化的土壤，按照天道天理来做事。孔子集大成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，是历史的延续、继承和发展。

福建山多，平原很少，对外交通不便，所以语言就这样保住了。我们小学上课时南腔北调，刚开始听不懂，但慢慢也听懂了，我们这代人听方音的能力特别强，南腔北调都可以听懂，蒋介石的浙江国语，牟先生的山东国语，鲁实先先生的湖南国语，我们都听得懂，如果不是这个大动乱，他们能到台湾去？ 我来自农村，父亲读书不多，但是他的所想所行可全部是中国传统的儒道佛的那些东西，从哪里来？从戏曲听来的。至于孩子的启蒙，像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，也是很好的，之后就读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读熟了，自然而然可以继续往下读。这可以是一个广义的人伦常道，所以做一个儒学的学者，或者做儒教的信徒，不妨碍他成为基督徒，不妨碍他成为佛教徒，不妨碍他成为道教徒，不妨碍他成为伊斯兰教徒，我觉得应该是更宽广而更包容的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，小孩可以在日常生活中，所谓的进退洒扫应对，从这里开始做起，这是一件好事。其实，台湾话、闽南话，这汉语是中原古音，是以前中原世族迁徙到福建带来的。

日本统治时，台湾人是二等国民，处处受到不平等的教育，这是众所皆知的。若真有那么一天，倒不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，我认为要容纳百家，真正有互动与融通，共生共长，共存共荣。

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的精神智慧，应该参与到人类各个不同文明的更多交谈、互动与融通，应该让儒道佛内部有更多的沟通，与西方的文明有更多对话，不用强调如何保护传统文化，更多沟通过程里面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可贵，我对这一点很乐观。要如何生根，我以为必须要出台一些好政策。

我认为当代新儒学不应该停留在如何开出现代化，现在显然不是如何开出现代化。我的祖先是1751年到台湾，我已经是到台湾后的第八代，你说我是本省人，但我的祖先可是外省人，本省外省本来就是通而为一的。

很明显的，大陆在制度上已经有些变化，人的个体性强化很多，以前是要把个体性完全泯除掉，强调集体性，现在再这样就行不通了，因为现在私有制已经连着个体性。当然，不是说水平一下子就可提上来了，但总要落实去做，一步步累积，一步步做好。那时候因杨德英老师而接触蔡仁厚老师，读了唐君毅先生的书《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》《青年与学问》，读了牟宗三先生的《生命的学问》，自然而然就开始读相关的书，也知道有熊十力、马一浮等大儒。我以为大陆现在就像是汉朝时候的景帝末期，面临一些困境，度过之后就是汉武帝的年代。

我觉得他们生长的比我们健全，我们受太多现代化的、功利主义的污染。但是，要来推展人文教化所必要有的东西，也不一定标举非儒学不可，其他的也行啊，我做了，但是成功不必在我。

原载：《洙泗儒话》 进入 林安梧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学 。尽管演员演得不错，但剧情离史实太远，既未得其形，也未得其神，容易被误导。

回过头去看，当时的议题也不应该是这样，而是在学习现代化的过程里面，你能够起什么作用，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又能起什么作用，在现代化之后能起什么作用，而不是说传统是否妨碍现代化，传统可以妨碍现代化，也可以不妨碍现代化。我认为毕竟时代在逐渐变化，慢慢就会走上比较好的路子上来，看《论语》大概也看不出夫子的时代，弟子是五体投地跪拜他的。

我常常说文化是长远的，政治是一时的，人性是真实的，天理是永恒的。牟先生是非常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让中国哲学真正好好跟西方哲学对话，熊先生在哲学史和学术史上客观研究的成就可能不如牟先生，但是在哲学的创造方面，我认为他还是非常重要的，有很强的可开展性，我认为必须要有人去更进一步地重视他。当然有一些上层政治斗争的问题，那是另一回事，但是民间，没有本省外省的问题，你说我是本省，那其他人过一二代，也便是本省了。《学刊》：相对于大陆来说，林先生如何评价海外新儒学的特色与倾向性？ 林：我认为海外新儒学是很重要的，在整个中国大陆处在困境的状况之下，中国文化花果飘零，需要灵根自植的时候，在海外生长了，还在继续生长，生长可能必须面对另外新的议题，不是如何开出现代化，而是在现代化之后，如何应对人的身心灵的不安，与其他不一样的文明的核心部分怎样交谈跟对话。

《学刊》：先生是如何接触和学习经典的，儒家情怀大约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发的？ 林：高中我有个国文老师杨德英先生，影响我很大，那时候就喜欢上《论语》了，他的父亲是从大陆去的一个将军，杨老师的先生是蔡仁厚先生。东晋的时候，中原世族流亡到江东，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讲到这一段，说王导最重要的作用在保江东以存道统，其实也是以存中国文化之统，中国文化的统系因而保住了。

其实，好好正视自己文化的生长，就会很美。台湾从郑成功以来，基本上就是汉文化为主，现在当然更是，没有什么好怀疑的

还有就是要恢复三祭之礼：祭天地，祭祖先，祭圣贤，要赶快恢复，已经不能再慢了。尽管演员演得不错，但剧情离史实太远，既未得其形，也未得其神，容易被误导。